治理大城市病不能以导致感染新城市病为药方

MeiTai

治理大城市病不能以新“城市病”为药方

徐立凡：一些城市对大城市病的治理，也导致感染新城市病的新生危险出现：即以机会平等的退化为代价换取城市的空间优化。

实际上，机会平等的退化为代价未必能换取城市的空间优化。先搬一下书本。简·雅各布斯在其引以自豪的《边走边聊城市经济学》中说：“人们常以为，一个城市以何种身份起家，会决定这个城市的未来。事实并非如此。是出口商、服务业和匠人，不断接力演出并改写城市面貌。”尽管强调“无序才是宜居”的简·雅各布斯引发过各种批评，但在这一点上，反对者寥寥。欧洲城市的发展史表明，正是那些有技能的外来者，推动了城市的兴盛。杰布·布鲁格曼在《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中通过调查有信服力地证明：移民涌入——城市市场拓展是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它带来了劳动力供给与消费需求的规模与力度，更催生了商业联合。比如，全球移民的合法或地下汇款渠道，就催生了城市的金融革命。

当然，你可以说，不同国情和不同城市发展道路决定了外来经验未必奏效。但简单的经济学或常识就能表明，不分城市定位地拒绝外来者，不会让城市自然去除旧的大城市病，相反有可能让城市变得虚弱。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它会减少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劳动力供给并削弱城市的市场需求，并容易使城市发展的新思路变为一个理直气壮的官场游戏：关停了小店铺小企业，可以形容为代表了城市产业实现了升级；冻结了房地产市场，就等于实现了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这将催生出地方与中央的另类博弈。

更严重的是，不分城市定位地拒绝外来者，还提供了这样的价值取向暗示：以出生地和工作职业为标准为城市人群分类管理是正确的，超大城市是只能让现住民和精英阶层占据的，对外来人群的保守并不影响一个城市的开放性。然而，即使这种取向确实有一定的现实好处，也确实能够赢得一些城市现住民的欢迎，但总体来看将呈现出相当大的负面效应，即否定机会平等和追逐自我价值实现的合情合理性，这极易导致城市失去对国家现代性的引领作用，而异化为保守性的堡垒。

包容，才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大秘诀。国际城市的发展史反复证明着这一点，现代中国最有活力的那些城市也正在证明这一点。珍惜城市的包容性，就不能对那些城市门外人和城市边缘人融入城市的志向加以蔑视，特别是体制化的蔑视；就不能将治理大城市病简单转化为对一部分城市人群的边缘化和驱离轻加认可，而必须在城市发展新战略中赋予其存在空间。这样，才能在城市有序发展和维持城市兴盛的原始动力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才有可能先跳出知识的“稀烂粥”，再跳出权力的“稀烂粥”，找到在城市不同人群能够共生的加法算则，而不是堵了又堵、禁了再禁的减法算则中兜兜转转。

需要提醒的是，治理大城市病，还有优化区域治理体系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当中，绝不是仅有对城市强势群体的关照，更有对城市中和城市外弱势群体的关照。治理大城市病不能感染新城市病，也是这个目标的需要，否则，新城市发展规划再好也难奏全功。照猫画虎，粗放治市，只会让这个终极目标变得模糊起来。

媒体人 徐立凡